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2025年11月7日的东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的国会答辩中，对参议员岡田克也的质疑作出回应，即兴抛出一句”无论怎么看，台湾地区有事都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所谓存立危机事态，是日本启动集团自卫权的法律前提，意味着在他国受到攻击时日本可以出兵协助。这句话原本是一段政策性的陈述，事后查证发现甚至不在官僚事先准备的答辩稿之内，属于首相本人的即兴发挥。就是这一句话，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彻底打乱了中日关系的节奏。 中方的反应是迅速而系统性的。11月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措辞之激烈在外交史上罕见；中国国防部随即在官方账号发布风刺画，暗示高市走上一条”回不了头的路”；11月18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在纽约公开批评，声称日本”没有资格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北京向东京传递信号：若日方拒绝撤回言论，将考虑对日水产品实施进口管制，并收紧稀土出口审查。2026年1月，中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加强对日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管制，明令禁止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能力的相关物资出口。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日本的商界、旅游业和外交系统同时感受到了震动。 高市的即兴发言，把这块精心维护多年的”战略模糊”薄冰踩出了裂缝，而北京随即把这条裂缝变成了外交要价的筹码。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9月，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中日政府间的实质性对话基本陷于停滞，外务省内部把这段状态描述为接近”没有交涉”。 在这段冷冻期里，北京并非完全关闭大门，而是有选择地运用外交管道。2026年9月13日至15日，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森山裕会长为核心的跨党派国会议员访华团奔赴北京，与中方外交系统官员进行沟通，试图打开关系解冻的缺口。9月15日开幕的香山论坛——中国主办的最重要年度安全对话平台——对日本政府代表团拒绝发放邀请，日本防卫省研究所研究员和驻华武官均被拒之门外。出现在北京会场上的，是前首相、现年77岁的鸠山由纪夫。他代表的既非高市内阁，也非日本官方立场，但他的一番发言，被中国南方都市报、环球网等媒体广泛传播，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鸠山由纪夫在香山论坛上的核心表达清晰直接：高市早苗关于台湾地区问题的言论”与日本历来的官方立场截然不同”，“个人认为日本对台湾地区问题的立场并未改变”，并呼吁高市公开撤回言论，或以其他方式向外界传递日本尊重”一个中国”政策的信号。他还在论坛上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主张建立中日韩及东南亚国家的常设对话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鸠山此次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了场边交流——这是2024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与中国国防系统官员的首次公开接触，尽管双方身份均为非官方。北京接待了鸠山，又同步拒绝了东京的官方代表，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信号。 真正让局势出现松动迹象的，是九月末的一次突破性接触。2026年9月28日，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访华的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正式会谈；次日，他又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这是自2025年11月中日关系骤降冰点以来，中国领导层首次公开与日本政界人士进行规格如此之高的正式接触。 王毅在会谈中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中方希望”再正常化”；二是此前始终要求日方”撤回”言论，这次改口为”是正”——即”改正”“纠正”，措辞弹性有所扩大。外务省系统对此仍然保持审慎，一位高官表示”中方立场并无根本变化，此次并不意味着形势出现什么新动向”。但高市首相官邸人士对岩屋的访问评价颇为积极，多方人士私下使用了”良好势头”这一表述。日中双方都清楚，11月在中国深圳举办的APEC峰会，将是检验两国关系能否迈向正常化的关键节点。 尤其让西方经济界不安的，是这场出口繁荣背后的结构性变化。驱动增长的已经不再是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传统制造业，而是与全球AI基础设施建设周期深度绑定的高端产品。2026年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96.1%，达到1772.8亿美元，出货量达到1794亿颗；计算机及相关零部件出口七个月累计增幅超过45%；电动汽车7月出口同比暴涨逾50%。 当然，这组数字需要放进更完整的语境里解读。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激增的主要驱动力，是存储芯片价格随AI数据中心需求飙升而大涨，相当一部分属于将进口芯片在国内封装测试后再出口的加工贸易，并不代表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完成了根本性突破。华为昇腾910C目前采用的制程，大致相当于台积电2018年的水平，与英伟达最新AI加速器之间仍有明显差距。但在商业层面，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AI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在市场多元化层面，2025年对美出口下滑约20%的损失，被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增量更多覆盖；在欧洲市场，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在2025年首次超过对美顺差。多重关税围堵之下，出口总量不降